贾谊（公元前200年～公元前168年），汉族，洛阳（今河南省洛阳市）人，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、文学家，世称贾生。贾谊少有才名，十八岁时，以善文为郡人所称。文帝时任博士，迁太中大夫，受大臣周勃、灌婴排挤，谪为长沙王太傅，故后世亦称贾长沙、贾太傅。三年后被召回长安，为梁怀王太傅。梁怀王坠马而死，贾谊深自歉疚，抑郁而亡，时仅三十三岁。司马迁对屈原、贾谊都寄予同情，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，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“屈贾”。

(资料图)

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，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，评论时政，风格朴实峻拔，议论酣畅，鲁迅称之为“西汉鸿文”，代表作有《过秦论》《论积贮疏》《陈政事疏》等。其辞赋皆为骚体，形式趋于散体化，是汉赋发展的先声，以《吊屈原赋》《鵩鸟赋》最为著名。

《过秦论》

《过秦论》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，分上中下三篇。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，故名为《过秦论》。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，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、巩固统治的借鉴，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。

西汉文帝时代，是汉代所谓的“太平盛世”，即“文景之治”的前期。贾谊以他敏锐的洞察力，透过表象，看到了西汉王朝潜伏的危机。当时，权贵豪门大量侵吞农民土地，逼使农民破产流亡，苛重的压迫剥削和酷虐的刑罚，也使阶级矛盾日渐激化。国内封建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、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加剧，统治者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。

为了调和各种矛盾，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，贾谊在《陈政事疏》《论积贮疏》以及《过秦论》等著名的政论文中向汉室提出了不少改革时弊的政治主张。本文就是以劝诫的口气，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，分析了秦王朝政治的成败得失，为汉文帝改革政治提供借鉴。在谈到写作目的时，贾谊说过他之所以要“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”，主张“去就有序，变化因时”，其目的是求得“旷日长久，而社稷安矣”（下篇）。《过秦论》一文总结秦朝兴亡的教训，实为昭汉之过。

《过秦论》上篇

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：具有地理的优势、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、正确的战争策略、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。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，富有气势；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，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，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“仁义不施”的结论。

明代文徵明楷书贾谊过秦论

作品原文：

秦孝公据崤(xiáo)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以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秦孝公占据觳山与函谷关的险固关隘，拥有雍州的土地，君臣牢固地守卫着这些地盘，以便伺机夺取衰弱的东周王朝，有席卷天下、征服列国、控制四海的意愿，有并吞八方、统一中国的雄心。在那时候，有商鞅辅佐他，对内确立法律制度，致力农耕纺织，修缮防守与进攻用的器械，对外推行连横之策并使诸侯相互争斗。于是秦人很容易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。

影视剧中“秦孝公”

孝公既没(mò)，惠文、武、昭襄蒙故业，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、蜀，东割膏腴(yú)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(zòng，通“纵”)缔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约从(zòng，通“纵”)离衡（通“横”），兼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

孝公死后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继承先人的基业，沿袭前代的策略，向南攻取了汉中，向西攻占了巴、蜀，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土地，向北占据了重大的城邑。六国诸侯都很害怕，于是结盟商讨削弱秦国的办法，不惜珍贵的财宝以及肥沃富饶的土地，用来招纳天下有本领的人，采用合纵策略缔结盟约，相互援助，结为—体。在这时，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魏国有信陵君。这四位公子，都明达聪慧而又忠诚讲信用，宽宏厚道而又爱惜人民，尊敬贤才而又重视士人，他们相约合纵结盟，以离间秦国的连横之策，聚合了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等国的民众。

影视剧中“秦惠文王”

于是六国之士，有甯(nìng)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(hè)之属为之谋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(zhěn)、召(shào)滑、楼缓(huǎn)、翟(zhái)景、苏厉、乐(yuè)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膑(bìn)、带佗、倪(ní)良、王廖(liào)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，逡(qūn)巡而不敢进。

于是，六国的谋士，其中有甯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这些人为他们谋划；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这些人沟通他们合纵抗秦的主张；吴起、孙膑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这些人统率他们的军队。他们留以十倍于秦国的土地，以百万士兵的军队，攻打函谷关而攻击秦国。秦人打开函谷关迎击敌军，然而，九国的军队犹豫、徘徊而不敢前进。

秦无亡矢(shǐ)遗镞(zú)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(zòng)散约败，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（通“敝”）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(lǔ)；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。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

秦人没有破费一支箭杆失去一支箭头，可是天下的诸侯已经疲惫不堪了。于是合纵离散，盟约失败，六国诸侯们争着割让土地去贿赂秦国。秦国也就有了富余的力量制服他们，追击逃走的败兵，杀得败军横尸百万，流的血水竟能漂浮起盾牌来：秦国趁着有利的条件，乘着好的形势，宰割诸侯的国家，占有诸侯的山河。强大一些的国家请求接受归顺，弱小一些的国家则前去朝拜称臣。延续到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他们统治的日子很短，国家没有发生什么战争。

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而鞭笞(chī)天下，威振（通“震”）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；百越之君，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(fān)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；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

等到秦始皇即位，他发扬了六代君王遗留的功业，挥鞭用武力来征服各国，终于吞并了西周、东周而且灭亡了诸侯各国，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而制服了天下，掌握各种刑具来奴役天下的百姓，威风震撼四海。他向南攻取了百越的土地，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；百越的部落首领，只得低着头用绳子捆住脖子表示投降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狱吏掌握。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并固守边境，把匈奴赶退七百余里；匈奴人不再敢南下放马，六国的勇士再也不敢拿起弓箭来复仇。

蒙恬像

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(qián)首；隳(huī)名城，杀豪杰；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锋镝(dí)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渊，以为固。良将劲弩(nǔ)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(hē，通“呵”)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于是，秦始皇废除了先王的治国之道，焚毁了诸子百家的著作，用这种办法来愚化百姓；毁掉著名的城池，杀掉了许多英雄豪杰；收缴天下的兵器，集聚到咸阳，销熔兵刀箭头，铸成了十二尊铜人，用这种办法来削弱天下百姓的反抗力量。此后，依仗华山作为城墙，凭借黄河作为护城河，占据高达万丈的华山，又面对深不见底的黄河，把它作为固守的据点。又派优秀的将领拿着强劲的弓弩守卫着战略要地，派可靠的臣子和精锐的士卒摆着锋利的兵器，盘问来往行人。天下已经平定，秦始皇的心意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，像是千里长的铜铁铸成的城垣，正是子孙称帝称王万代的基业。

始皇既没，余威震于殊俗。然陈涉瓮(wèng)牖(yǒu)绳枢(shū)之子，氓(méng)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；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(dí)之贤，陶朱、猗(yī)顿之富；蹑(niè)足行(háng)伍之间，而倔（通“崛”）起阡(qiān)陌(mò)之中，率疲弊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；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赢粮而景（同“影”）从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始皇去世之后，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。可是，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、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，是氓、隶一类的人，（后来）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卒子；才能不如普通人，并没有孔丘、墨翟那样的贤德，也不像陶朱、猗顿那样富有。（他）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，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，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，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，掉转头来进攻秦国，砍下树木作武器，举起竹竿当旗帜，天下豪杰像云一样聚集，回声似的应和他，许多人都背着粮食，如影随形地跟着。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，消灭了秦的家族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；锄櫌(yōu，同“耰”)棘(jí)矜(qín)，非铦(xiān)于钩戟(jǐ)长铩(shā)也；谪(zhé)戍(shù)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向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，何也？

况且那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，雍州的地势，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，是保持原来的样子。陈涉的地位，没有比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；锄头木棍也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；那迁谪戍边的士兵也不能和九国部队抗衡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的方法，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。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，功业完全相反，为什么呢？

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(duó)长絜(xié)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(shèng)之势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(yòu，通“又”)余年矣；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宫；一夫作难而七庙隳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假使拿东方诸侯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，量一量权势力量，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。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，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，管辖全国，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，已经一百多年了；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，用崤山、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；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，秦王子婴死在别人手里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。

《过秦论》中篇

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，结束了多年的战乱，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，但秦始皇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，反而焚书坑儒，以暴虐治天下；到了二世时，仍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，终致国家倾覆。

作品原文：

秦灭周祀，并海内，兼诸侯，南面称帝，以养四海。天下之士，斐（通“靡”）然向风。若是，何也？曰：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，五霸既灭，令不行于天下。是以诸侯力政（通“征”）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罢弊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虚心而仰上。当此之时，专威定功，安危之本，在于此矣。

秦统一天下，吞并诸侯，临朝称帝，供养四海，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，为什么会像这样呢？回答是：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。周王室力量微弱，五霸相继死去以后，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，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，强大的侵略弱小的，人多的欺凌人少的，战事不止，军民疲惫。如今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，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。这样一来，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，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，在这个时候，应该保住威权，稳定功业，是安定，是危败，关键就在于此了。

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，废王道而立私爱，焚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力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兼并者高诈力，安危者贵顺权，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

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，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，不信任功臣，不亲近士民，抛弃仁政王道，树立个人权威，禁除诗书古籍，实行严刑酷法，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，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，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。实行兼并，要重视诡诈和实力；安定国家，要重视顺时权变：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。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，它的路线没有改，他的政令没有变，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。

秦离战国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。孤独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，并殷、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后虽有淫骄之主，犹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号显美，功业长久。

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，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。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，顺着商、周的道路，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，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，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。所以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，名号卓著，功业长久。

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，而饥者甘糟糠。天下嚣嚣，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，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，缟素而正先帝之过；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；虚囹圄而免刑戮，去收孥（ nú）污秽之罪，使各反其乡里；

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，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。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，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。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，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。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。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，君臣一心，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，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，割地分民，封赏功臣的后代，封国立君，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，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，免去刑戮，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，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。

秦二世

发仓廪，散财币，以振孤独穷困之士；轻赋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；约法省刑，以持其后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，更节修行，各慎其身；塞万民之望，而以盛德与天下，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，惟恐有变。虽有狡害之民，无离上之心，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，而暴乱之奸弭矣。

打开仓库，散发钱财，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；减轻赋税，减少劳役，帮助百姓解除急困；简化法律，减少刑罚，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，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，改变节操，修养品行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；满足万民的愿望，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，天下人就归附了。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，唯恐发生变乱，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，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，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，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。

二世不行此术，而重以无道：坏宗庙与民，更始作阿房之宫；繁刑严诛，吏治刻深；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，吏不能纪；百姓困穷，而主不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，而上下相遁；蒙罪者众，刑戮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亲处穷苦之实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、武之贤，不借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，而天下响应者，其民危也。

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，破坏宗庙，残害百姓，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，重新修建阿房宫，使刑罚更加繁多，杀戮更加严酷，官吏办事苛刻狠毒，赏罚不得当，赋税搜刮没有限度，国家的事务太多，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；百姓穷困已极，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。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，上下互相欺骗，蒙受罪罚的人很多，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，连绵不断，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。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，人人心中自危，身处穷苦之境，到处都不得安静，所以容易动乱。因此陈涉不凭商汤、周武王那样的贤能，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，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，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。

阿房宫

故先王者，见终始不变，知存亡之由。是以牧民之道，务在安之而已矣。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。故曰：“安民可与为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”，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在于戮者，正之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，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，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，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。这样，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，也必然没有人响应，得不到帮助力量了。所谓“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”，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尊贵到做了天子，富足到拥有天下，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，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。这就是二世的错误。

《过秦论》下篇

《过秦论》的下篇后部分，作者承接前文，指出在“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”的时候，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，“闭关据厄”“荷戟而守之”，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，以后“安土息民”，徐图发展，甚至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。但遗憾的是，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，导致上下“雍闭”，子婴孤立无亲，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。

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，灭亡及其原因，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：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。

作品原文：

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，脩津关，据险塞，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，奋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鉏（chú）耰（yōu）白梃（tǐng），望屋而食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不守，关梁不阖（hé），长戟不刺，强弩不射。

秦朝兼并了诸侯，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，修筑渡口关隘，占据着险要地势，修治武器，守护着这些地方。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，振臂大呼，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，光靠锄把和木棍，虽然没有给养，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，横行天下。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，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，长戟刺不了，强弩射不了。

楚师深入，战于鸿门，曾无藩篱之难。于是山东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，章邯因其三军之众，要市于外，以谋其上。群臣之不相信，可见于此矣。子婴立，遂不悟。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三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宜未绝也。

楚军很快深入境内，鸿门一战，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。于是崤山以东大乱，诸侯纷纷起事，豪杰相继立王。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，章邯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，在外面跟诸侯相约，做交易，图谋他的主上。秦君之间互相不信任，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子婴登位，最终也不曾觉悟，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，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，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，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，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。

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，四塞之国也。自缪公以来，至于秦王，二十余君，常为诸侯雄。此岂世贤哉？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，当此之世，贤智并列，良将行其师，贤相通其谋，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，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，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。岂勇力智慧不足哉？形不利，势不便也。

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，有大河环绕，形成坚固防御，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。从穆公以来，一直到秦始皇，二十多个国君，经常在诸侯中称雄。难道代代贤明吗？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！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。在这种时候，贤人智士会聚，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，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，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，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，为他们打开关塞，结果崤山以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。难道是因为勇气、力量和智慧不够吗？是地形不利，地势不便啊。

秦小邑并大城，守险塞而军，高垒毋战，闭关据厄，荷戟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，以利合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亲，其下未附，名曰亡秦，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也，必退师。案土息民，以待其敝，收弱扶罢，以令大国之君，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身为禽者，其救败非也。

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，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，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，紧闭关门据守险塞，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。诸侯们出身平民，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，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。他们的交往不亲密，他们的下属不亲附。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，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。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，就必定退兵。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，让人民休养生息，等待秦的衰败，收纳弱小，扶助疲困，来指挥东方诸侯新建的各国的君主，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。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，富足拥有天下，自己却遭擒获，这是因为他们在覆亡前夕没有做出挽救的措施。

秦王足己而不问，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。三主之惑，终身不悟，亡不亦宜乎？当此时也，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，秦俗多忌讳之禁也，——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拑（qián）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而忠臣不谏，智士不谋也。天下已乱，奸不上闻，岂不悲哉！

秦王满足一己之功，不求教于人，一错到底而不改变。二世承袭父过，因循不改，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形势危急而又势力微弱无人辅佐。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，秦朝灭亡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，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，纠正主上之过，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，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。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，叠足而立，不敢迈步，闭上嘴巴不敢说话。因此，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，而忠臣不敢进谏言，智士不敢出主意，天下已经大乱，皇上还不知道，难道不可悲吗？

秦穆公

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，故置公卿、大夫、士，以饰（同“饬”）法设刑而天下治。其强也，禁暴诛乱而天下服；其弱也，五伯（同“霸”）征而诸侯从；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振（同“震”）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故周王序得其道，千余载不绝；秦本末并失，故不能长。由是观之，安危之统相去远矣。

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，所以设置公卿、大夫和士，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，天下因而得到治理。强盛的时候，禁止残暴诛讨叛乱，天下服从；衰弱的时候，五霸为天子征讨，诸侯也顺从；土地被割削的时候，在内能自守备，在外还有亲附，社稷得以保存。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，繁法严刑，天下震惊；等到它衰弱的时候，百姓怨恨，天下背叛。周朝的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，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。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由此看来，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！

鄙谚曰：“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”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之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因时，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

俗话说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，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）。因此君子治理国家，考察于上古的历史，验证以当代的情况，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，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，做到取舍有序，变化适时，所以历时长久，国家安定。